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民革中央委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大多数年代内是独立发展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很有限，一般只是零星的、断续的。中国真正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是在十九世纪后期，而自觉地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则还要更晚些。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一文[1]中的论证，“中国”一词最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尚书．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西元前十一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西元前十一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国”或“或”（与“国”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国”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由来。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2]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八百。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在此之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大旗竖立起来招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旂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长安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为“中国”。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雒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雒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西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又如楚国，早期地处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连楚王熊渠也自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是蛮夷，不采用中国的称号）。可见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楚国不属于中国，而是蛮夷的一部分。东周时，楚武王（西元前七四〇年―前六九〇年在位）虽然仍自称“蛮夷”，却已经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要求王室给予尊号。到楚庄王八年（西元前六〇六年），楚国将军队开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举行检阅，并向周天子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打听“九鼎”的轻重大小。尽管这次“问鼎中原”被王孙满不卑不亢地拒绝，却无法阻挡楚国成为“中国”的步伐。楚灵王三年（西元前五三八年），楚国凭藉实力邀诸侯会盟，虽然受到晋、宋、鲁、卫等国的抵制，但大多数诸侯还是接受邀请。楚王成为新的霸主，楚国自然已属“中国”。到战国时，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它们不仅都以“中国”自居，相互间也已承认为“中国”。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扩大到今四川盆地，还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就取得了与秦国同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山脉，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从理论上说，秦汉的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戎、蛮，就不是“中国”。“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偏远的地区看成非“中国”。“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华夏）文化区，其他民族只有接受汉族文化才会被吸纳进汉族，他们的聚居区才有可能被当作“中国”。所以“中国”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致，而且有时与领土归属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以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所以，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内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这两种标准同时并存，常常引发地区间的“中国”之争，在分裂状态下也引发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因为只有“中国”才是王朝法统的拥有者，才有存在并统一其他政权的合法性。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统治了这里的民众，成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或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后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地位，因为南朝已归入自己的版图，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为隋朝所采用，如由西晋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回归中原后，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取代了由北朝发展下来的宫廷音乐。所以隋朝给了双方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这一立场，唐初修前朝历史时，《南史》和《北史》分别编纂，都被列为正史。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宋、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与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像《马可波罗游记》[3]那样全面介绍中国的书还绝无仅有，[4]他们对中国中原王朝的称谓也不统一。但是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这样的名称，而不使用明朝、清朝，或者大明、大清。尽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和拉丁文文本中已自称“中国”，但这很可能出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而且《尼布楚条约》是没有汉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条约确定的边界只涉及满族的发祥地，所以只要有满文文本就够了。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当作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但官方和民间的运用依然不规范，有时指整个清朝，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它的简称，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正因为如此，外界对中国人称谓也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即使使用了“中国”或其同义词，也并不意味着与今天中国的概念一致。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据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大致与此同时，学者构想了一种“五服”制度：“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5]根据这一结构，在王所居的京城（王畿）以外的土地应该分为四方形的五等，每一等的四边宽度都是五百里。由内向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之地）。这种设想完全脱离地理环境的实际，连后世的儒家学者都觉得无法自圆其说。宋代学者蔡沈就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境加上云中、涿州、易州等地，恐怕也没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二千五百里，那已到了沙漠旁的不毛之地。东南那些富饶地区是国家财富和赋税主要来源，却被当作要服、荒服而抛弃。从地势上考察，实在没有办法弄明白。”[6]毫无可行性使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但方案本身既说明当时地理知识的缺乏，也反映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也不敢太大。
“五服”制度以王畿为中心的“五服”制度图示，引自顾颉刚《史林杂识》。
至迟到战国后期成形的九州制，假托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实际上这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实行九州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前一〇六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但只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其中十一个部以州命名，却没有完全采用《禹贡》九州的名称。《禹贡》九州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北至今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东至于海。尽管当时人也知道这一范围并未包括“天下”的全部，但此外已是华夏诸族不屑一顾的蛮荒之地。在《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和《吕氏春秋．有始览》中都有各自的“九州”规划，各州的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但都是当时人天下观念的反映。唯一不同的是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7]但这种学说并非出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多的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无法来往，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东汉时的学者张衡提出“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整个天像一个鸡蛋，天体像一个圆形的弹丸，大地像鸡蛋中的蛋典，孤零零地悬浮在蛋中央。相比之下，天大地小，天的里外都是水。天将地包裹在中间，就像蛋壳包裹着蛋黄一样。天和地都依靠气支撑，浮在水面。）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张浑的理论已相当先进，极富有想像力。但对大地表面或内部的状况，显然并不属于张衡的研究范围，或者他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无法判断他所说的“地”是否已包括“天下”或“九州”以外的地方，是否已突破此前形成的“天下”观。不过从他将大地看成四面都由水所包围的说法看，估计与以往天圆地方的概念没有什么区别，显然不可能超出大九州的范围。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华夏诸族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渐融入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岛屿上，还不存在总体上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或政权。在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广泛流传，说明至迟在四千年前，已经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路线和人员来往，但其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随着产于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奇珍异宝的传入和亲历者的见闻，使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怀疑。于是昆仑山、瑶池、西王母和海上神山一类神话应运而生，并恰当地弥补了天下说的不足。境外的文明和珍宝来自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此外就只有愚昧落后的蛮夷，这当然无法动摇中原的天下之中地位。经过秦朝的短暂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到西元初，汉朝的疆域西起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和东海，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四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郡级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邑、侯国，统治着六千多万人口。从《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到，在汉朝西域都护府控制的范围内，各国的户口和“胜兵”数基本是完备的，而传中记载的内容还超出了都护府的范围，可见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已远届中亚、西亚。根据明确记载，汉人的足迹已经到达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已接近寻常百姓，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各地都有人参加过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或边境的屯戍，他们都亲历了“九州”以外的地方。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天下观，反而使之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演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与这种天下观一致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物件不是根本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传统的天下观始终延续，不断加强。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义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他绘制了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并附以详细的说明。但传统的天下观已根深蒂固，利玛窦展示的世界被多数士大夫视为海外奇谈。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十八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已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对此事还是如此记载的：坤舆万国全图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年所绘制的中文地图。图中描绘了属于当时欧洲世界观的五大洲与四大洋。此图摄于二〇一四年十月，山东博物馆“启航—海上丝绸之路特展”。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8]清干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以为干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驻代表。但最终获得干隆的“特颁诏谕”却说明双方的目的完全南辕北辙：谘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9]无论对这一事件作出什么解释，这些语句所显示的观念是非常明白的。在中国的统治者干隆的眼中，英国也好，其他“万国”也好，都不应该与“天朝”平起平坐。“天朝礼法”不同于各国，各国也不可能学习“天朝”，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有尊卑高下之别。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主管或处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开始认识到了解外国状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员，据英国《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一八四一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将《四洲志》译稿与其他有关中外文献资料编为《海国图志》，一八四二年成书五十卷出版，以后又经多次增补，至一八五二年成书一百卷。书中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亚洲、澳大利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认为英国最为强盛，描述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的繁荣景气。具体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有女王、又有“巴厘满”（paliment，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说明乡绅阶级的职权、地位和在政府中的作用。还介绍了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总统四年一选，议会中少数服从多数，“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又称瑞士“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此诚西方之桃源也”。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林则徐与魏源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大量介绍西方的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说明“夷”已经与华夏处于同等地位了。而且，对地球各洲的名称和分布，编者不相信欧、亚、美、非、澳的分布，仍然以佛教典籍中“东神胜州、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具庐洲”的说法为准，甚至认为美洲就是西牛货州。可见无论是“四洲”还是“海国”，都还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而将其他外国列为“天下”边缘或以外的范围。稍后问世的《瀛寰志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作者徐继畬出生于山西的五台山，却不像一般北方人那么保守。由于他在福建任职多年，并曾以福建布政使的职位驻守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以后又升任福建巡抚（省最高行政长官），兼办通商，所以特别留意外界情况。据他在该书序言中自述：道光癸卯（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年，美国传教士）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寰志略》。此书至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出版，全书十卷，约十四万字，附地图四十二幅。作者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对以往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涉及，而对亚洲、欧洲、北美洲的介绍更加详细，如欧洲各国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兵力都有具体数字，这显然得益于雅裨理提供了相当详尽的资料和记载。作者的高明之处更表现在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如在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称：“国有公会所，内分二所，一曰爵房，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作者不仅肯定英国的制度已为欧洲许多国家所仿效，又指出英国因此而强盛的事实：“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对方兴未艾的美国，作者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还显然出热情的赞誉。特别是对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和他领导的独立战争，都作了传神的描述：时，事起仓卒，军械、火药、粮草皆无。（华盛）顿以义气激励之，部署既定，薄其大城。时英将屯水师于城外，忽大风起，船悉吹散。顿乘势攻之，取其城。后英师大集，转战而前，顿军败。众恇怯欲散去，顿意气自如，收合成军，再战而克。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而英师老矣。佛朗西（法兰西）举倾国之师渡海，与顿夹攻英军，西班牙、荷兰亦勒兵劝和。英不能支，乃与顿盟，划界址为邻国。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镌刻着这段话的石碑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远涉重洋，运至美国首都华盛顿，至今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徐氏这种新鲜观念在当时实属罕见，此书出版后就受到各方面激烈批评，有人指责他“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提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万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图直接前后藏，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连曾国藩也认为他“颇张大英夷”，保守派、顽固派就更不用说了。甚至有人故意断章取义，污蔑徐氏称日尔曼联邦有“王气方兴未艾”，而实际上在“王气”前有“西方”二字。肯定和赞扬他的人则限于少数同僚故旧，影响有限。徐氏的遭遇并非偶然，也不是个别例子。当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学者走出国门，亲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后，多数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条件的发达和政治制度的先进。但当这类记载传到国内后，绝多数人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者甚至直接指责传播者为“卖国贼”，是为“夷狄”张目。当西方世界的真相已经无法否认时，保守派又想出另一种抵制的办法——“中国古已有之”，就是无论西方有什么优点，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说不定西方还是向中国人学的。如当有人盛赞华盛顿功成身退、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时，保守派就会说：中国早就有尧、舜、禹禅让，比美国先进得多。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清朝政府仍然按照“天朝体制”来处理“夷务”。与中国历代政府一样，清政府中只有管理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衙门，与英国、法国等外国的交往只能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实际上没有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拥有平等的地位。但此时的“英夷”、“法夷”已经不再“恭顺”，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清朝政府于一八六二年三月（同治元年二月）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矿产、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这个机构的职权极大，几乎囊括全部涉外部门，连只是使用外国机器或聘用“洋匠”的交通、邮电也包括在内。而此举最重大的意义，还在于清朝终于在体制上承认了外国的平等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了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清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并按条约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就这样，在外部力量的逼迫和推动下，清朝政府从虚幻的天下观念转变到现实的世界观念。但是从最高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依然程度不等地残留着传统的天下观，因而使这个过程异常漫长而艰难。只有在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真正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心态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中国人对外界的逆反心态，使他们更难接受世界的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的成立，使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对中国人的起源，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会追溯到一百多万年前的元谋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他们的后代。尽管世界上早已有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世界上的人都有共同的来源的说法，却没有或者很少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近年来，遗传基因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导致中国的遗传学家对中国人来源的关注，并且用基因检测的方法证明：中国人的确来自非洲，时间大约在十万年前。但中国的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学家的证据仅限于基因本身，对具体的迁移过程还无法作更多的解释，所以并没有动摇传统的观念。相反，为了证明中国人源于本土，一批考古学者正在进行辛勤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一些历史学家也试图充分挖掘文献资料，并且结合天文、历法、考古、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能够重新建立中国早期历史的年代表。不过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与外来因素有什么关系。无论中国人来自何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历史的起点，的确是由本土产生的。在世界没有连成一体前，不存在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只有世界各地区各自的历史。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世界上先后同时存在着埃及、巴比伦、阿加德、乌尔、西台、希腊、亚述、以色列、腓尼基、印度、罗马、迦勒底、波斯、马其顿、叙利亚等文明，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与它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历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尽管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根据现有的史料来判断，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建立为止，中国的历史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外界没有接触或没有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进程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但是中国能起重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的范围一般限于东亚，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今越南大部、琉球、日本等地，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一般较小，而且往往是间接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这些文明之间相隔遥远，交通极其困难，要穿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欧亚草原。距离最近的印度与中国中原地区之间也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如果通过海路，在绕道好望角的航线开通之前，只能由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至中国沿海。即使是在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年代，中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往往也是接力式的，而不是从头至尾的，所以由此传播的资讯也是间接的、片断的，人员的直接交流也几乎不可能。例如，西元九十三年，东汉的使者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10]但即使甘英抵达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与东汉之间是否能就此沟通，或形成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和东汉双方都没有这样的需要，偶然的或间接的人员来往不会产生多少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与中亚以西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从来没有正面碰撞的机会。西方再强大的远征军，在到达帕米尔高原或印度次大陆时，一般都已成为强弩之末，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同样，中国中原王朝的远征军也没有越过中亚，没有扩展到喜马拉雅山以南，如汉武帝时对大宛的征伐，唐朝高仙芝兵败怛罗斯、清朝干隆时平定天山南路等。海上也是如此，在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任何海上优势都构成不了对中国的威胁，蒙元的水师也从来没有能登上日本列岛。这不是说地理障碍完全不能逾越，而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同于个人探险或经商，不仅要考虑可能性，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衡量是否必要。例如，十五世纪初郑和的船队拥有二万多人和充足的物资供应，曾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岸。如果明朝希望获得海外殖民地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明朝从来没有这样的目的。即使是文化方面的传播和交流，往往也具有偶然性。例如，至迟在西元二世纪的东汉，中国已经拥有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直到唐天宝十载（西元七五一年）高仙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江布林）之战中失败，随军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技术才传入阿拉伯地区，以后又传至欧洲。其次，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是独立发展的，所以不具有相关性。近代以前，中国的兴衰基本与外界无关，而西方的治乱也不受中国的影响。所以即使一方正处于颓势弱势，另一方也未必会趁人之危；即使一方如日中天，另一方也未必会纳贡称臣。中国曾经向世界贡献过“四大发明”，但中国也从世界各国的发明中获益。中国的知识、学术和文化不断地传向外界，但中国也从外界学习先进文化。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中，很难说哪一方的作用更大，贡献更多。但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常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低也有百分之十，最高竟达到百分之三十五。[11]在农业社会，人口的数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最多的国家，并有大量经济作物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市场。中国的富余劳动力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当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时，就能生产出大量商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商品在国外非常具有竞争力。从唐宋至明清，中国都曾有大量商品出口，至明朝后期达到空前的水准。中国的生丝、纺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几乎遍及全球，外贸长期处于出超，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有的学者估计，中国的入超所获白银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1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13]尽管由于在缺乏准确的原始资料的条件下，不同学者对当时经济总量的估计相差悬殊，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使中国在世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机会不是来自政治、军事和文化，而是经济。只是这样的作用也是不自觉的，以至中国大多数人至今还不了解。由于明朝从初年开始就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官方只容许以“称臣纳贡”为前提的朝贡贸易，而且对“朝贡”的次数、规模、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和交流的主体是民间的走私贸易，包括中国商人雇佣或招引“倭寇”进行的武装走私。即使在明朝实际上取消禁令的阶段，外贸主要也是由民间进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放的合法外贸港口还只有广州一地。正因为如此，对明清期间中国在世界所起的作用不能高估，更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或者已经与外界结为一体。本文选编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的著作和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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